父亲马洪的背影（上）

​父亲马洪的背影（上）

作者  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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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陈云给起的，原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而备。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穷，上不起学。他小小年纪，在村里的学堂扫地，来帮助维持家用。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考试的答卷都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全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校方允许他当旁听生。这样，爸爸才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时，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的著名士绅、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曾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与现代大工业终身结缘的起点。 

爸爸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每天，她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里，为牛先生抄抄写写，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听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知道了这段往事，知道了爸爸对我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只有在日后，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情怀，有所领悟。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了，下图中的爸爸是在山西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期间的留影。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当时在延安，爸爸入了马列学院二班。同班同学中有红军将领徐海东，有来自北大的邓力群，有来自清华的宋平，甚至还有江青。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或阅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学成后，他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我爸爸妈妈在延安结婚。以后，他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白头到老。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高瞻远瞩，早早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而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

   因此，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了东北的大城市，大批原被收编的“伪军”又反水了，这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的发展促使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这可能是他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刚满1周岁。我大略记得三四岁时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这是一部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层，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都吃惊。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我也想趁机和那些退还的东西跟父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

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有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成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曾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好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始终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来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就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可以后当我再问到王叔叔时，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

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有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后来的第五任国务院总理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的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

后来，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起先，我没有兴趣，可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嘛。没成想，从此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墨守成规。就在当年，他已经开始权衡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因而产生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