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洪的背影（中）

​父亲马洪的背影（中）

作者 马雅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泽东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以下厂当工人。而文革中学校都封了，按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2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 

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死老虎”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给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被关入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1970年，我插队时顺路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那会儿正随单位疏散到那里。当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记得我俩在干沽的乱石滩上散步，他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 

爸爸的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说，如果他得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眼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不久，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事件”并没有解决，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点事；他还说：“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

我感到，爸爸草根出身且历经波折，能接地气。而他现在又有机会在高层工作，却不受框框的约束，可能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还觉得，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举，他临危受命，是有备而来的。

1984年9月初，爸爸为时任国务院领导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    

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就在那个月的下旬，父亲和吴敬琏等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国务院领导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 

父亲给国务院领导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 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然而，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 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首先，由于受高岗事件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成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 

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 （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 

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需要政治勇气。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的。    

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

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之用，更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所以，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而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却还有另一番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们，对邓小平看中的时任总书记和总理的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都不甚满意。正当邓大张旗鼓，先后要派胡、赵去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    

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因为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提议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