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战回忆（2）

作者  王慧明

在整理誊写父亲的遗稿时，梅塘南岸的淼泉多次出现在父亲的笔下。特别是民抗截获了日寇的军粮后，暂时存放在龙旋宫，然后再转移，这件事被父亲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在此要感谢熟悉龙旋宫的老同学提供的信息，还要感谢出身于淼泉的朋友所提供的照片。

      更加要感谢的是淼泉朋友的父亲，他不但给我提供了淼泉镇的行政区划图，还在他那里证实了截获日寇军粮的事。他是这样讲的：“所提到的地方我都知道，花园浜闸在九大队，现在面目全非。何家浜在古里镇北，原属古里东风大队，只有三、四户人家，有一个顾家大墙院。现在全部搬迁到南横泾，为新桥村。龙旋宫在原址新建，老廟我小时候去过。水墩观音堂以前是在一个转水墩上，现在民间筹款新建，造在古里思亲堂北面。如果要去这些地方，我可以当向导。    

所提之事距今已有八十五年左右，知情人也只能是听老一辈所传说。比如梅里劫粮事件，我父亲经常要讲的，他当年还不到二十岁。据他所讲，我们长浜河内排滿头尾相接的粮船，后来由抗日战士连夜转移”。

有了大哥的这番话，我更觉得把父亲的手稿整理誊写些出来很有意义，并萌发了去一次淼泉的想法。

       龙旋宫离109路公交车终点站不远，下甲村是终点，车站旁，龙旋寺的指示牌赫然在目。经过一个大村落荷花娄，前方就是新建造的龙旋寺。

荷花娄水道纵横交错，龙旋寺三面环水，如果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当年日本人绝对找不到龙旋宫。

路上遇到一个散步的大哥，他告诉我，龙旋宫从前规模并不大，现在看到的是原址翻建后扩大的。他也说，荷花娄这个村庄蛮大，陌生人进入后会迷路。

八载流亡记

    作者王怀谷

四、纪律严明并发扬民主

罟里村东有民抗县财会的货物税征收点，地名鲇鱼口，此处河面宽阔，检查征收人员要用步枪才能在必要时起到威慑作用。当时有一个从上海来参加民抗的青年，年龄还不满二十岁，派他在鮎鱼口担任货物检查员。这位青年不知道是年轻好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无故放了一枪，损失了一颗步枪子弹。

县财务委员会总务主任姚希同志知道这件事情后，召集全体征收员和检查员在徐市召开大会。姚希向大家讲了这件事情，并告诉大家，子弹来之不易，是用来打鬼子的。这个检查员擅自放掉了一颗子弹，该判死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时，有一位在梅塘徐家桥征收站的征收员盛清渊发言，表示不同意判死刑。盛清渊再问大家，你们的意见如何？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同意。

      姚希又说，那么送军部去办吧。盛清渊接着说，姚主任，你要我们来开会，是要取决于大家的意见，送军部去办我也不同意。然后盛清渊又问大家意见如何，又是齐声说不同意。就这样，一个爱国青年的年轻生命得救了。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出，当年民抗的队伍是真正民主的。

      梅李塘桥地段，民抗设有一处货物侦收站，原先是由共产党员华玉鼎负责帐目。民抗成立县财务委员会后，由我担任税务主任，此征收站也由我接管，华玉鼎则专门负责征收田赋和盐税。办理移交时，发现缺少了两仟多元钱，我向顶头上司——县财务委员会主任李建模汇报后，此笔缺款由李建模处理。

刚接手税务工作后，我和赵仲康（任天怀）两人去苏家镇，发现该镇的征收员吳太元，上交出来的货物税款中有一张两百元的借据抵作现金。借据是当地一家碾米厂所出，但借据上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据吳太元说，这笔款项是华玉鼎拿去借给米厂的。于是我就要求吳太元去这家米厂，让负责人在借据上写明归还日期，并知照吴太元，以后税款不能随便给别人拿去。

      鉴于财税任务之重大，不同于自家经营糖坊时帐目不必过清和过细，因此我力求工作处处认真仔细，自此以后没有再发生过弊病。

       1939年随着民抗日益壮大，县财务委员会改名经济委员会，新增了经营管理（陈省吾负责）、合作指导（陆斌负责后来换了上海人郑绝端）两个部门。原来的三个部门和负责人不变，李建模仍是我们的领导——县经济委员会主任。

五、严格遵守税务章程

1、保护城乡商人利益

有一次，货物税征收员朱英前来讲，刚查获一船日货棉纱，现寄放在陈塘桥霍家大竹园的一家布厂里，要我作没收处理。

没有充分证据不能随便处理，我马上随朱英去寄存纱的厂里查看。经过每捆细细翻看，又请布厂里的职工检查，他们是内行，也看不出是日本纱的证据。我对朱英讲，你是知道章程的，即使确是日本棉纱，需要品过境，只能征重税或者按市场价收购，不能没收。于是当场把棉纱点交给该厂负责人保管，不允许任何人移动。

然后我马上到淼泉镇上，找到布厂同业工会主任范赓龙。范主任讲，城区唐祥林开的祥裕布厂，常有棉纱运到淼泉发给各布厂代为织布，他认为这船棉纱应该也是祥裕布厂的。我就让他把这一船有日货嫌疑的棉纱，以公会名义出具申请书前来领去，发给各布厂织布，免得停工待料遭受损失。同时和他讲好，你须向我们出具担保书，如果棉纱确是日货，由你负责经济清算，范赓龙一口答应照办。后来经查明，这批棉纱确是城区祥裕布厂运来淼泉发给各布厂加工织布的。通过这件事，民抗严明的税收章程和纪律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保护了民族工商业利益，发展了农村副业生产。于是，城乡商人都对民抗内心感激，十分拥护。

（2）证据确凿，没收日寇军粮。

1939年3月间，陈塘桥货物征收站的征收员吴无畏，见有轮船拖着许多货船驶来，他要求靠岸检查，哪知轮船只管前行，不予理睬。吴无畏当即鸣枪示警，轮船才停止前行靠岸。该站的检查员顾家宝正在霍家大竹园剃头，闻得枪声，不顾剃了一半头，立即赶到。问明得知船上所装的是大米后，吳无畏把枪交给顾家宝，由顾跳上轮船，令驾驶员把轮船掉头向西，行驶到淼泉镇南面落乡的花园浜闸停靠下来。

另一方面，吳无畏马上赶到何家浜，向我告知此事。当时赵仲康（任天怀化名）也在，我就划了小船，三人一起来到花园浜闸。下船检查，发现轮船上有一面太阳旗，货船共装有大米六百包，每包净重两百斤。据货船上的人讲，这批大米是军粮，运往浒浦口转新江南轮船运到上海去。

       我当即通知附近的自卫队队员，把驾驶员和一个押运的年轻人押送到总部查问详细情况。同时知照船上的其他人一律不可登岸，否则遇到危险自己负责（在民抗根据地，如有陌生人出现，被民众发现举报后，若无人来作保，则有奸细嫌疑）。然后拆开一包大米分给货船上人作为运输费，再派人去淼泉镇上买来饭菜给船上人作晚饭。

       安排完毕，我同赵仲康去淼泉镇，找到搞民运工作的归行素等女同志，让她们立即动员农民摇船去花园浜闸，将货船上的大米转移。运米时农船分两批，一批由赵仲康负责运往塘北暂时安放，另一批由征收员陈鼎铭负责运到龙旋宫暂时堆放。我则立马去报告薛惠民，派武装战士再把大米从龙旋宫转移到水墩观音堂。

所以要扣下六百包大米，一因不服检查，二因税务章程规定大米不准出境，三因此米乃是日寇军粮，应照章予于没收。

       日寇惧怕民抗威名，当夜不敢马上就来搜索。到第二天早晨，出动大批日伪武装兵士，带了米样到淼泉陈塘一带，闯入农民家中用米样对照搜查，毫无结果。于是在淼泉镇上乱开枪，打伤一个在屋顶上的泥水匠。日寇不甘罢休，连日下乡搜查，终于在龙旋宫后面的田里发现了米粒，其品种和他们带来的米样相同。日寇勃然大怒，放火烧掉了龙旋宫和尚用于教书的房屋，幸亏和尚早已逃避，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民抗以大米五包赔偿了和尚的损失。

为了避免日寇再来搜索，就把大部份米借给农民，要他们每户领去在两天内能吃光的量，这个办法最稳妥。余下一小部份运往徐市准备平价出售，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日寇得知后夺了回去，幸亏摇船的农民机警，发现苗头不对，随即弃船登岸逃跑。

       这次把日寇军粮没收，是民抗和群众军民齐心协力抗日，在经济上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有力地破坏了日寇以战养战的战略毒计。

六、民抗的流动印刷厂

抗日需要向广大民众宣传，唤起民众的爱国思想。因此除了口头宣传外，还要着重文字宣传。民抗文件和宣传刊物，本来都是用铁笔钢板刻蜡纸油印，这样既麻烦，速度又慢，任天石司令要我想办法购买一台大型印刷机和铅字。

      我乔装改扮回到家里，好在回家不用进城门。与妹夫宰少云讲好，由他设法托朋友去上海买妥，托申常轮船公司运到常熟，暂时放在我的家里，我再想办法运到乡下。

用什么办法把印刷机安全地运到乡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老友吕心存。他是寨角人，日寇入侵前他在北市心同文印刷厂工作，抗日时期在梅李开印刷所。我去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作为新买的设备，装船把印刷机运到梅里，但他害怕受牵连，不敢答应。

       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得硬拼一下，托经商时信得过的船家姚丙根（家住里颜港）帮忙。因他的船小，由他另雇一条较大的船，只说是运到梅李印刷所，到淼泉时有船来接。装运那天，我吩咐姚丙根的船远一段跟在大船后面，随时注意观察前船情况。非常运幸，经过大东门外总管庙日寇检问所时，并未发现什么破绽，然后到大虹桥时，由姚丙根小船领着向南转湾从淼泉塘到达淼泉镇。

那里早有一条大船等待着，这条大船就是此后民抗有名的流动印刷厂。

 

       管理这流动印刷厂的是江抗司令何克希的夫人胡恒勺（四川人），她曾在我税务部门任过短时期的会计。流动印刷厂还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叫项福康，解放后在本县供电所工作。

 

       民抗有了流动印刷厂后，一切文件、报刊、书籍和其他宣传资料都能快速印出来。1940年《大众报》为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出版的七七特刊，就是在这流动印刷厂，用这印刷机铅字排版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