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忌

                           

作者 沈小兰

       我这辈子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们沉默不语地抽烟、喝酒，特别是在寂静的黑暗中，总怀疑那袅袅飘散的烟雾和透明的液体里，隐藏着漫无边际的哀苦，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于是，心里面便会涌出一个唠唠叨叨诉说一番的愚蠢念头。不是因为寂寞。

       不是。

       从开始记事起，印象中的爸爸手指间便夹着一支烟，微笑着看我和小弟吵闹、游戏，那一缕缓缓升起的白烟，像爸爸伸长的手臂，环绕着我们，添几分安宁与快乐的情绪。

       后来，发生了变化。1966年7月，妈妈突然离我们而去。把我和小弟带大的阿姨常常坐在厨房里，不煮饭，也不炒菜，两手捂着脸，压着嗓门哭泣。爸爸走过去，对阿姨讲：刘大姐，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接着，掏出烟，很用劲地划火柴。

       天气很热，晚霞在街头巷尾投下一块块跳跃的光斑，辉映着墨迹点点的墙壁。爸爸还和往常一样，喜欢带我和小弟散步。只是少了微笑，话也少。即便是散步，他手上也夹着一支烟。我和小弟跟着他，单调地从宽宽窄窄的街上走过去，直走到小弟和我都感到腻味，好像心里有一只毛毛虫在爬。不散步的傍晚，爸爸就站在院子里的篮球边看打球，手里自然也夹着一支烟。

       工作组找爸爸谈过几次话。谈些什么不得而知。回到家里，爸爸的话更少了。没有人安慰他。过去常来的客人几乎全都疏远了。现在，有时无意间想起那些没头绪的往事，便也能够原谅宽容当时令人心寒齿冷的疏远。那时，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况且其中还掺杂着自身难保的恐惧。

       夜晚，每当一屋黑暗的寂静中，爸爸总是坐在藤椅里抽烟。烟头微亮的红光衬着他瘦削的脸。只几天工夫，他本来很白缺少血色的面孔变得蜡黄，皮肤像是也一下子粗糙、松弛了许多。除非烟抽得太猛烈，压抑不住爆发一阵猛烈的咳嗽声，爸爸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坐着，一支烟接一支烟抽下去。我躺在阳台上的小竹床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侧耳细听，真希望爸爸也能像阿姨一样哭泣，哪怕只哭一声。可爸爸——不。他只抽烟。

       添几分安宁与快乐的白烟从此变得令人窒息。

       关于妈妈，妈妈的死，爸爸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也许因为那一年我才14岁，难以懂得大千世界的复杂与世态炎凉。及至有一天，爸爸无意中看了我的日记，才对我说：“你妈妈是个好人”。接着又抽烟。停了许久，叹息：“总有一天你会懂得的”。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爸爸没说，仿佛所有要说的话都省略在那一支烟里了。

       随后，阿姨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家也从那幢带卫生间、厨房、设备齐全的红砖小楼里搬了出来。低矮潮湿的工棚把生存的空间浓缩在一个极狭窄的天地里。这倒没什么。阿姨常说：“人没有受不了的苦。”我想，我也能像灰姑娘一样，干又脏又苦的活。让人难受的是那个飘忽不定的“心情”。好像每一天只剩下拉长的黄昏。

       我心里淤积着排解不开的恐惧。时至今日还常劝小弟：“少胡说八道。”小弟笑我：“被整怕了。”也许，是这样。所以，苦苦地想把那一团无形的恐惧涂抹在白纸上。

       当时，我不知道爸爸心里是否也淤积着恐惧，或者是思念母亲的悲凉？爸爸去世许多年以后，我才从与长辈琐碎的交谈中，慢慢地咀嚼出他的忧伤。其实，当他用微笑和一缕白烟给我和小弟安宁与快乐之时，心情便已很压抑。但毕竟亲子之情中还蕴含着几许天伦之乐。然而，男人所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天伦之乐。

       爸爸病了。老病——胃溃疡。如果允许他去医院检查，总是便血一个十，两个十。不过，难得允许他去医院。唯一的宽大是允许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省报副总编的职早已撤掉，他天天扫街，写检查，批斗会也日渐频繁。

       最初的革命风暴从心上过去后，所剩下的只是恐惧。我小心翼翼地给爸爸烤馒头片，用红枣和生姜熬汤，深怕有一天爸爸也会突然离我们而去。爸爸像是看透了我紧张的心绪，胃疼得抽紧，或者呕吐，从不呻吟，脸上还硬搬出一副笑容：“不要紧的。”手指哆哆嗦嗦又去摸香烟。

       没有批斗会的夜晚，我便帮爸爸抄检查。许多年的风风雨雨，爸爸习惯于谨慎，每份检查必留底稿。我坐在靠窗的长桌前，像步入一个纷乱的成人世界。爸爸总是十分仔细地检查我抄下的底稿，用颜色浅淡的铅笔，一一标出漏字、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爸爸和妈妈一样，为人处世都恪守着一个古板的原则：认真。也许就是这种执著的认真原则，把他们推到生命的绝望之中。马马虎虎的人会把侮辱和对心的折磨看得平淡一些。

       爸爸的性格多少有点变化，常想喝点酒，过去不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枯坐，也不要菜，一口一口呷下那透明无色的苦涩液体，然后一醉方休。胃疼得舒缓些，爸爸就求我给他买点酒 。昔日沉默的威严全部凋谢在孩子般急不可待的渴求中。因为他的胃，我只给他买红葡萄酒。爸爸得捱到夜深人静的时刻方可偷饮，自然毫无乐趣可言。

       工棚的后窗对着一片荒芜的花园。秋夜的风冷冷地从枯草残叶上掠过，留下一些抖抖索索的声响。爸爸坐在后窗前，一杯酒，一支烟，悄无声息。我在黑暗中陪着他，总担心他喝多了，出事。只有小弟时起时伏的鼾声可以使爸爸的心情稍微好一些。偶尔，爸爸也会说起遥远遥远的过去，都是些我不大明白的事情。

       那时，我根本不懂得一个人无可诉说的孤独与苦闷。我陪爸爸，是为了害怕失去他的恐惧。

       也有酒后冲动、兴奋的时候，很少，印象中仅一次，好像和我带回来的那张报纸有关系。爸爸又想喝酒。爸爸没有活到1971年。不知道他读到有关9·13事件的详细报道，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时的报纸很热闹，标题总是触目惊心。我从不认真读报，只扫一眼标题了事。因为心中那团无形的恐惧，至今也没养成认真读报的习惯。爸爸则不同，不管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有报纸，他定会一字一句细细地读下去，仿佛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些别的东西。大概，这同他的职业不无关系。

       夜晚照例不敢开灯。月光从后窗照进来。工棚里一层惨淡的白。报给摊在靠窗的长桌上，加大黑体字模模糊糊的一片，但仍散发着让人胆颤的气息。那张报纸上有一篇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

       爸爸说：“狗屁不通！”

       我惊奇地看他。烟头微亮的火光下，爸爸的脸上现出我不曾见过的极轻蔑的神情。

       之后，便又喝酒。喝了好一会儿，爸爸又说：“像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着，脸转向我。我看到一点点红红的颜色和他眼镜片上闪闪的亮光。

       还说了许多话，像一堆缠乱的毛线，我只记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什么的。不懂，也不想懂。

       最后，爸爸走向已铺上棉絮的板床，很安稳地睡去。工棚里那一层惨淡的白似乎亮堂些，让人想到的不再仅是自己所处的境地。

       可第二天一早，爸爸便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闷和忧郁，胳膊上套着黑色的袖章，在篮球场的领袖像下履行每日一次的请罪仪式。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篮球上那一排低垂的脑袋和黑袖章，更让人感到被同类排除的恐惧。接下来，戴黑袖章者劳动改造，革命群众在篮球上学跳忠字舞。

       工棚离篮球场挺近。激昂的音乐和歌声，像擂动的战鼓，震得窗上没安牢的玻璃都似乎微微晃动。我躲在狭小的空间里，既不想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中，也不想看热闹。口很渴，拼命想喝水。我没有去看过爸爸劳动的情景。想像得出他随时会倒地不起的身体如何努力挣扎。我不知道，他请罪、劳动的时候可曾想到过酒后的慷慨难奈的话语。

       如果，日子就这样持续下去，我想，爸爸会多活几年。爸爸说，回到家，只要看到我和小弟，能一块儿吃饭，便也就满足了。

       终究不能。我要上山下乡。

　　走时，小弟正病着，高烧。爸爸烦躁不安地抽烟。头天晚上便把背包打起来了，很迟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等我醒来，爸爸已经做好早饭，手里握着半杯残酒。我急忙洗漱，饭却吃不下去。勉强扒拉了半碗烫饭。爸爸突然说：“记住，千万别谈恋爱。”声音嘶哑，语气却郑重。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没来由的叮咛。抬起眼睛去看爸爸，他却避开我的视线，将酒一饮而尽，然后缓缓垂下杯：“你走吧……”

       也很想很快就走，将沉重丢在狭窄的工棚里，眼不见，心不烦，自欺欺人的安慰。爸爸倚在门边送我。他行动自由的界限就在那道门槛，除了请罪、劳动，不准逾越。即使没有人看守，他也规规矩矩地遵守。走出几步，我忍不住回过头去。爸爸还在看我，他伛偻着腰，眼镜却拿在手中，我猛地发现，爸爸深陷的眼睛里有泪。

       不敢再回头，不敢用手背去抹自己的眼泪。那短暂而漫长的一刻，两辈子都不会忘记。不会。

       乡下的日子不但苦，且单调。我比别人又多一分担忧：怕小弟病不好，怕爸爸突然离开我们。傍晚，从田埂上走过，去井里汲水，渐黑的暮色中总跳跃着一缕白烟、一杯红酒，伴着爸爸悄无声息的身影。

       第二天秋天，秋收还未结束，没向队长请假，我和两个女同学决定偷跑回家。天还不亮，我们就踩着潮湿的泥地，快活地奔向田野，将一个又一个雾霭中的朦胧的小村庄丢在身后。来到公路时，太阳早已升起，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可我们谁也不愿花一分冤枉钱，买票乘长途汽车。心虚地同时扬起手臂，在路旁拦车。一辆运送长竹的卡车终于停下了。我们趴在堆得高高的长竹子上，身体也随着长竹上下跃动，很危险的。那时却浑然不觉，还相互庆幸好运气。

       久违了，城市。及至看到从工棚里透出的灯光，我的脚步才不由得迟疑了一下。

       灯影中，爸爸正在弯腰清扫炉前的煤灰。看见我，先是疑疑惑惑地一惊，立刻就又万分高兴，手忙脚乱地拉开抽屉找钱。和从前的镇静自如相比，判若两人。又要我给他买酒。要白酒。爸爸叮嘱我。

       我上街买酒时，专政队把爸爸叫走了。小弟野跑了一天，很累。和我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脏兮兮的。嘴角、鼻翼，有几处明显的抓破的伤痕，血和灰混在一起，凝固了，像涂了一脸暗色的酱油。不用说，也知道别的孩子为什么欺辱他。我关了灯，坐在黑暗中等爸爸。

       天阴着。看不见后窗外的星星和月亮，也听不见风雨声，虽然已是秋天，却有点儿闷闷的热。我也伏在长桌上睡着了，直到轻微拉灯声将我惊醒。爸爸正在解绑在膝盖上的棉花垫子。他的两个膝盖都跪肿了。我想赶快用温水给他擦擦，爸爸却摆摆手，眼神愣愣地看着小弟的脸，颓然地低下头，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

       爸爸没吃我给他买的豆腐干、茶叶干，只喝酒。他说不想睡，想和我说一会儿话。

       “像我这样的人真不该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该要孩子，是我害了你们，还有——你妈妈。”

       很静的深夜里，爸爸的声音仿佛在狭窄的四壁间回荡，悠远、深长。他把脸转向小弟的床，又默默不语。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一缕白烟缓缓升起。

      “给你写了一封长信，寄不出去，就又烧掉了。也没写什么，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这一辈子，于国于民问心无愧。”

       语气里凝聚着漫长岁月的愤怒与叹息，转而却又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琢磨不透他这话的实际意思。

       爸爸能告诉我的，都告诉我了。包括那一段压抑了他大半辈子的“历史问题”。那是他们那一代人中，一个19岁青年的曲折经历。仅四个月，两代人洗刷不清。现在回过头去看，并没有什么让人心跳脸红的，良心不安的事情。

       一夜没睡。我和爸爸在黑暗中睁眼坐到天亮。很早，我便离开了家。因为专政队不允许。

       没过几日，爸爸便去世了。他像妈妈一样，自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并不怎样漫长的一生。那是1969年，爸爸享年50岁。

       小弟和在北京长大的哥都不沾烟酒。他们和我一样，有意识远避烟酒。因为烟和酒系着爸爸的瘦削的身影，也系着那一段永远让人无法忘怀和原谅的耻辱岁月，还有自心的囚禁——恐惧。

（原刊于1989年《文汇月刊》第4期）

附语：

       大前年，我读到当时安徽四家店之一施培毅叔叔的回忆录，方知我爸爸并非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死于非命，因被专政队殴打摧残，吐血，得不到医治而离世。父亲去世那一天，专政队当晚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我年仅15岁的弟弟被强制到会和已经去世的父亲一起挨批斗。而我那时还在长丰的生产队里。弟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一次偶然从别处得知，忍不住号陶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