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或许不知道的乾隆爷（下）

作者：马雅

    1750年西藏生乱，乾隆派兵入藏，以此为契机，整顿藏政，废除藏王制设，加强了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而雍和宫中的《喇嘛说》，则成为之后制定颁布治藏章程的依据，特别是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之设计。此外，碑文论述了清廷在藩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宏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

    由清廷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送拉萨，置放在大昭寺，用于西藏的活佛转世；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为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活佛转世之用。200多年过去，金瓶掣签确定转世活佛的制度，至今沿用。

    由于蒙藏两族因藏传佛教而联络紧密，故对清廷构成隐忧。如不解决此潜在危险，清廷难以心安。“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即乾隆用以操纵蒙人思想，并弱化西藏僧侣对黄教控制之长远国策。这确实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原皇朝对抗北虏的诸多策略中，成本最低却也最有成效的一项。乾隆着眼于对蒙藏两族“攻心”，而他打开其“心锁”的“钥匙”，在于藏传佛教。此举胜过千军万马，实乃乾隆的英明之处。

    可当乾隆面临西藏的挑战时，他意识到这不来自武力，而是来自其宗教力量对清廷宗教神圣性的质疑。所以，乾隆必须在宗教身份上取得优势，方能与之抗衡。

    于是，除了大兴寺庙以外 ，乾隆还另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颇费周章地扮演文殊菩萨，绘制成藏式的宗教画唐卡。 乾隆佛装写真画唐卡之出现，与他推行“兴黄教安众蒙古”的政策息息相关。由此，乾隆不但扶持黄教，更从中树立起自己作为宗教领袖之形象，以钳制住蒙藏的贵族势力。乾隆以文殊菩萨的神圣角色现世，是要向世人彰显，他是菩萨降世，而成为了人间帝王。

    同时，面对强势的汉文化，乾隆清醒地意识到，他需要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来与之分庭抗礼。黄教，既可以笼络蒙藏，又可以平衡儒家。所以，“兴黄教” 其实是一石双鸟，而这一层次的策划，更见乾隆之深谋远虑。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日理万机又思想驳杂的皇上，乾隆很难每日诵经持咒，保持”六根清净”，潜心修佛。他需用极高超的现实主义手腕，治理这个疆域广大的多民族新型国家。“兴黄教”具有其强烈的政治企图，唐卡则带有公关色彩。然而，乾隆也曾说过：黄教能把爱普及到弱者，所以我信服它。这似乎表明，如果乾隆心中尚有一块净土，他宁愿留给黄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乾隆裕陵地宫，有近百种用梵文，而不是用满文或汉文雕刻的陀罗尼咒（佛顶尊胜梵文经）。这些精美的雕刻，按顺时针排列，正好符合一座灵塔自下而上各个部位所装的陀罗尼。所以，乾隆以黄教灵塔装藏的陀罗尼，装饰了自己的陵寝。笔者认为，这才是乾隆人生最私密的表达。

    却说从四十岁起，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乾隆沿大运河六下江南，进行“南巡”：查看水利工程、拜祭明孝陵和孔庙、召见江南士子，同时给予沿途尤其江浙地区，免租免税。南巡，是乾隆除了武功之外，最看重的文治。其原因何在？

    回溯清军入关时，江南生灵惨遭屠戮，距乾隆已有百年，清政权已然稳固。但为了抚恤人心，特别是拉拢汉人的上层分子，以便为其服务，乾隆作出种种亲民、尊崇汉文化和儒家的姿态。再考虑到江南乃清朝的金库，确保此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便能维持住乾隆长年征战的巨大开支。

    但是，在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撰中，乾隆将皇太极和康熙时期起即编造的满族兴起的神话，正式作为“史料” ，塞入书中；同时，删除了不利清廷和反满的资料。其中，他还利用“得人心者得天下”的中国传统观念，宣称明朝是由于自身的昏庸腐败而失去“天命”，进一步为清朝“得天下”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

    确实，清军入关前后，有降清的汉军（绿营军），成为替满人打前阵的马前卒，自愿充当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而满蒙“八旗”只当后备军。这些汉人之贪生怕死、卖主求荣、见利忘义，乾隆看得清清楚楚。他借鞭笞这些叛徒，间接表达了对儒家满口“仁义”的不屑。

    可是，一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出现了：尽管对汉人道德上的虚伪有尖刻的批判，可乾隆对汉文化，尤其对其字画和古董却有狂热的痴迷。他尽可能大批搜集无比珍贵的历代文物，为此组织了文化顾问团队：专门打听哪些商家要拍卖收藏的文物，或者他们的子孙已失去对保存古董的兴趣，于是不惜重金收购。乾隆还不时迫使家有祖传珍宝的官僚，当作礼品奉献给他，否则便去追究他们在官场上的过失。

    乾隆在南巡时，随身携带着这些稀世文物，或以画卷对照沿途的风景庭园，或在国宝级的字画上即兴“御批”和作诗，甚至大盖印章，破坏了国宝的真正价值。乾隆在古字画上题字，几乎演变成了嗜好：经过长期反复地赏玩，这些字画似对他有了特殊的意义。每有心得感悟，乾隆便如同私人写日记一般，在古人的字画上，把它们记录下来。在他的“养心殿”的书房里，还特设一个“三希堂”，珍藏着王献之、王献之父子等人的墨宝。

    如此看来，乾隆有一个复杂的心结：他承认汉文化的精致美妙，同时又认为它对满人淳朴的品性有腐蚀性，故号召满人群众对此进行抵制。可他本人，却沉溺于中国古代的文物与字画。对笔者来说，这是个百思不解之谜。人们可以说乾隆附庸风雅，可以说他是自我膨胀、占有欲之无限放大。而贵为“天子”，乾隆本可为所欲为，但他为什么偏偏对华夏的古典字画情有独钟？从宫廷的藏画中，后人可看到乾隆身着汉服，在书房中舞文弄墨。

    乾隆晚期，国力由盛及衰，他本人也由早年的励精图治变得昏聩。连年的穷兵黩武和奢侈豪华的南巡，造成了国库空虚，而乾隆的宠臣和坤，却富可敌国。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了以马嘎尔尼勋爵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去北京，与乾隆皇帝直接会晤。他们带去了一些英国货物的样品，试图在中国推销。但由于语言障碍，这些货物竟被误当成英国对大清国品质低劣的进贡品。

     觐见时，单就马嘎尔尼应当跪一条腿还是两条腿的这个外交礼节，双方争执不休。事后，乾隆给英国使节的信中表示：中国作为“天朝帝国”，不需要像英国这样“蛮夷之邦”的任何物品，所以，双方也无需打交道。

    事后，马嘎尔尼对此发表了以下感想：“中国是一个古老而荒唐的帝国。它就像一艘第一流的战舰，幸亏150年来，由谨慎的舰长掌舵，所以战舰并未偏离航线。可以后，如果换了个不称职的舵手，这艘舰船就会触礁，就会掉底，而且不可复原。”

    中外学者一直把这次接触的失败，作为清国拒绝改变和不能步入现代化的一个象征。他们归咎于清国与外部世界的来往，只限于周边进贡的小国，因此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中央王国”。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但它并非本文的要点，故不在此作专门阐述。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新清史”派，把大清国与当时的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大英帝国作类比。这些学者强调——大清国是个中亚腹地的帝国，因此提出了“大清国不是中国，而中国(长城以南地区)只是它的一部分”——这种挑战性的论点。当然，中国史界对此的回应是：就像以往任何异族对中国的征服，最终都被中国所同化一样，满清也不例外；还特别举出儒家的影响；于是，把清朝归入自古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和儒教同化异族文化的范畴。

    回顾历史，自顺治皇帝起，乾隆和他的先辈就把清帝国和中国当成一个，并且在条约和外交文件上，都宣称自己为“中国”。早在1755年，乾隆重新定义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是这样说的：“有人认为非汉人就不能成为中国的子民，而他们的土地也不能整合入中国的国土。这不代表本朝对中国的理解，而以上那种观点，只是从前汉、唐、宋、明历代对中国的理解。” 由此可见，在将近270年以前，与那些墨守成规的腐儒不同，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乾隆以博大的心胸、宽广的视野，对此已做出了与时共进的明确解答：大清国就是中国，不过，它是一个扩大了的中国。

    纵观乾隆，他刻意保存满人族群的品质，却自己沉迷于汉人的字画，但是选择了信奉藏传佛教。他的西进，把中国的固有疆域扩张了将近一倍；他在“中原”软硬兼施，制服了华夏的统治精英。而无论拜佛还是尊孔，乾隆的心身都没闲着。从18世纪起，新疆、蒙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汉满蒙回藏组成了中国的主要民族。然而，爱新觉罗·弘历作为一个人，在其光鲜的龙袍和盔甲之下，他的精神世界，至少从汉文字的记载中，依然扑朔迷离，被岁月的云雾所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