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教授的幽默

作者：钱文辉

过去，北大这座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教授通通站在讲台第一线，不像现今教授必须上基础课还得由教育部作出硬性规定。那时我们称授课业师为“先生”，不叫某教授而叫某先生。系里有些教授同姓，因此学子们底下谈起先生时常常先连名带姓再加上某先生，如“王瑶王先生”“王力王先生”等。先生们在授课或课外交谈时，不乏幽默风趣，使学子们敬佩之外，倍增亲切感。

王瑶王先生是教授中的幽默大师。被烟卷和他家乡山西醋熏染成微黑的牙齿和他略有口吃的山西口音（如把“鲁迅”说成“鲁……呵呵……鲁迅”）平添了他的几分幽默。他生前身体挺好，别人向他讨教养生之道，他说：我身体好，原因有三，一不锻炼，二抽烟，三喝酒。又说：我是处在水深（指喝酒）火热（指抽烟）之中啊。80年代文学评论界“××性”“××感”“××意识”的套话用得太多，他用自谦的趣语微带讽刺地说：唉，我年纪大了，已没有多少性感意识了，赶不上大家啊。王先生的这些幽默话在历届北大中文系学子中传为美谈。我在大学三年级开始听他讲《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专题讲座，亲身领略了这位现代文学史的创始者在课堂上的幽默风趣，而且他的幽默总是与讲课的内容密切相关，如他在讲“解放区创作”一章时，当讲到当时国统区艺术家初来延安缺乏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准备、不注意创作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时，讲了一个笑话，说从重庆跑到延安的歌唱家在窑洞前为陕北农民用美声唱法唱“洋歌”，农民听后说：“你们正打着摆子（指患疟疾），还为我们演出，真得谢谢你们。”这个笑话引来满堂笑声。又如他在讲鲁迅、郭沫若两位文学巨匠时，为了强调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用故意贬低自己的反衬法笑着对我们说：“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可以万代流传，我的那本小册子（指他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几年之后就会成废纸送到小摊上去包花生米。”这话又引来了满堂笑声。后来社会上批判王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学校里大搞“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系里不让他继续上课，叫他的助手上课，但他还要受命来课堂听课。我因为王先生不来上课觉得没劲，上课时不再抢前排而是坐在后排，有一次，正好王先生坐在我身后的一排座位上，我偷偷转身看王先生，见他在一张纸上画一个不太圆的圆圈，圈的四边还画上几条放射出来的线，我认为王先生受命课堂听课而心不在焉，其本身就是一种幽默。至于那个带着放射线的圆圈，我至今还一直在揣测，王先生这位鲁迅专家是否在画鲁迅的《彷徨》原版封面上的那个黑太阳？

王力王先生给我们开了不少课，有《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他是当时中文系4位一级教授之一（另3位是杨晦、魏建功、游国恩诸先生），是公认的现代中国古汉语界的执牛耳者。他上课严密细致，不苟言笑，面容也显得严肃，但他有时也会说几句幽默风趣的话，如他在讲中国方言的复杂性时，说“日本”一词，在中国方言里有3个读法，形成3种版本。“日”字，东北人（无卷舌音）说成“一”的音，湖北人（有卷舌音）说成“二”的音，上海人（有喉塞音）说成“十”的音，这样，“日本”一词的读音就有“一本”“二本”“十本”3种版本。这话引得学子捧腹大笑，使我们牢牢记住了有关方言的学问。有一次，他在刚开课的时候，可能看出有些学生对他有点敬畏，于是突然给我们讲了他在旧清华读书时的一件趣事，说他的老师王国维，每次上课坐在讲台前，总要先掏出香烟欠身问台下学生中有谁吸烟的，然后再翻开讲稿上课。王先生这么一说，使我们在笑声里感觉到先生与自己的距离拉近了。

魏建功魏先生也是一级教授，大家知道他是鲁迅的朋友。他教《古代汉语》《汉文学语言史》，戴着黑框眼镜，面容比王力先生还要严肃，而且说话急速，老像是在赶进度似的。我们忙于记笔记，唯恐漏记。但他有时也会偶尔让学生轻松轻松。他讲课注重指导学生读古书，他用幽默风趣的今言训释或评介古语，别开生面，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讲《论语·里仁篇》，把孔子语“见贤思齐焉”训解为“看到贤者就向他看齐”，颇像当时流行的“向英雄、劳模看齐”的口号。讲李白《江夏行》“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时，他悠悠地评一句：“这女子很了解人生的意义。”同学们都笑了，但魏先生却不笑，照旧很严肃的样子。有几个学友背地里评说魏先生是“冷面幽默”。

吴组缃吴先生（有时同学们私下还称他“大吴先生”，以区别给我们讲宋元文学史的吴小如“二吴先生”）操安徽口音，不时发出大舌头的“嘶嘶”声（舌面音），他上课好打饶有趣味的比方，他给我们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阴险虚伪，是个“女曹操”，袭人爱向主子打小报告，是个“女特务”。有一次在讲明清文学的课堂上，他以打虎作比喻，讲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他说李逵打虎是蛮干，武松打虎虽比李逵好些，但用的是拼命的办法，也不可取。他接着讲了他家乡安徽山区的一个猎人打虎的故事：猎人在深山里遇一白额猛虎，他不慌不忙，不使蛮力也不去拼命，选取一个有利的地形，仔细察看老虎的动静，待虎猛扑过来时，他蹲下身子迅速将一把利斧刀口朝上举过头顶，借虎的扑势，斧口从虎的胸膛一直剖到腹部，虎跃过后死了，趴在地下，五脏六腑落在一旁。我们刚听完此故事，就已经领会了吴先生的意思，他是在教导我们搞研究务须选好角度且要抓重点、要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由于此则故事离奇生动，我把它作为自己讲故事的传统保留节目，过去对儿辈讲，现今对孙辈讲了。

吴先生有时也要在政治问题上幽一下默，1956年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东欧访问，看到那里（如捷克）的作家创作气氛和心态很好，回国后对我国当时的忽“左”忽“右”的文艺政策发表了一些看法，说那是“打一顿屁股给一块糖”，这个幽默找来了麻烦，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挨了批，险些打入另册，“文革”遭迫害时也被翻此老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