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北大师容之那“无言之美”的时光

作者 钱文辉

在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子毕业30周年重返母校聚会时，当时已80高龄的林庚先生给我们送来了亲笔题词：“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1955年17岁时进北大，1960年22岁离开北大，5年中看到了真善美，也看到了假丑恶，使我逐渐有些长进。50年代并不像有些人回忆中所说的那么纯洁，以我的体会，1957年反右之前，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政治环境宽松，老师们精神焕发，学生们认真读书。后来，“反右”“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虽则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先生们开的好课，而且还在先生们的指导下修订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但气候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反右”斗争中，在我们年级学生中就先后揪了4批右派，教师一头据说因毛主席放话，说北师大教师中右派划得过多，北大就不要这样了，因而我们中文系老师当右派的不多（但也有遭难的，如教我们《人民口头创作》课的朱家玉先生，她是中文系解放后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先生最器重的女弟子，因不愿受当“右派”的屈辱，竟自沉渤海湾），但在以后的“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中，教师们遭到无情批判，我们尊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王力、王瑶、吴组缃、高名凯等先生都被当作“白旗”拔过，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过，组织者还发动学生来批老师。看到了真善美，这是美；看清了假丑恶，这也是美。林庚先生说那些岁月有“无言之美”，我想恐怕应作如是观。

1957年之前，那真正是美好的岁月。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来校作报告，鼓动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那时，学生“三点一线”（课堂、图书馆、宿舍）走得正欢，“三点”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课堂，其他两点为此一点服务。课堂里授业的老师是我们学生心头的偶像，班里模仿老师讲课风度像，或者长相与老师有点像的，称小××，学生得此尊号，嘴上不说，心里得意。有位同学学林庚先生读“高台多悲风”的模样很像（林先生认为曹植此句诗最能代表“建安风骨”），而且还能背林先生解放前后写的九言体诗“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我们就这样在刀里活”“马路宽阔得像一条河，春天工地上正在建设。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说吧年轻人在想什么”，得尊号为“小林庚”。有位同学外貌长得和周祖谟先生像，周先生的课也学得出色，得尊号为“小周祖谟”。我本人大概因为当时长得瘦，神态也与朱德熙先生有点像，虽说朱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课学得并不十分好，也得了个“小朱德熙”尊号（去年年底在北大当博导的陆剑明学友来我居地讲学，我与这位真正的朱先生传人谈起“小朱德熙”的事，十分感怀当年那种珍贵的师生情感。追思已在异国作古的朱先生，相对怅然）。

我们学子真心敬爱老师。游国恩先生讲先秦文学，他上课的特点是脸上一直挂着笑，但有一次上课时我见他脸上少了笑容，有点不开心的神色。课后得知有人写文章批评游先生把屈原说成为与人民站在一起的诗人是“贴标签”，游先生可能在为此生气。批评者认为，游先生把屈原《离骚》“哀民生之多艰”句中的“民”解释为“人民”、“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是错的。“民”应该解释为“人”，“民生”应作“人生”解，指屈原本人的生活道路。我和几位知道此事的学友很为先生抱不平，先生上课时在讲“民”指“人民”时，除《离骚》“哀民生之多艰”一句外，还举了《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等好些例句。“民”作“人民”解，难道一定就是“贴标签”了吗？我们为先生而愤愤不平，但也没有去向先生讲，我们愿意把对先生的爱藏在心里。

有一次，曾在北大文学研究所任职的诗人何其芳应北大诗社之邀到哲学楼作关于诗的讲座。他在谈自己做诗的经验（如说写诗关键是第一句，有了第一句，下面的句子可以牵出来，并举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一句为例）时，插言道：你们可以不听我的，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教授在台上讲，我不听，我在对着雾气蒙蒙的教室窗玻璃做着诗的梦，我的不少诗，就是做梦做出来的。如此自由和谐无拘束的课堂气氛，至今我回忆起来，仍有一种很美的诗意。

哲学系的宗白华先生是著名美学家，是把郭沫若引进诗歌殿堂的大学者，他超凡脱俗的高雅气度，只有像北大这样的学府，才能与之匹配。他是我的同乡（江苏常熟）先辈，我对他有多一份的敬意。虽然我在北大五年中无缘听到他的课（他开课少，想听而听不到。听说我毕业之后，他曾给58级学生开过中国园林美学方面的讲座），但在他的美学论著里我早已拜领过他的音旨，他对唐代王孟诗的精辟论析，引发我日后对王、孟及其诗派的研究兴趣，我把宗先生认作没有听过其课而心神往之的老师。记得1958年初春，有一次我在北大未名湖畔望见先生（先生住朗润园，他经常由园内走到湖边散步、休息），他拄着手杖，身边放着他外出时常带的布书包，坐在湖边石椅上，似在赏景、似在沉思，我这个当时刚满20岁的小青年不敢用家乡话向先生诉说我对他的敬意，先生“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先生1957年发表的《美从何处寻》中语），我不敢去打扰他，怕扰乱了他这一片至美的形象。在1957、1958纷杂烦忧的年代，先生犹在大自然中寻找美，思索美，顽强地坚持清白的心境和自由的心态，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反右”后，紧接着1958年搞“批判学术权威”“拔白旗”，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都挨批挨拔，何其芳先生被批成“何其不芳”其他很多先生也一一遭到点名批判。被动员起来的天真的同学枪口朝向老师，写批判老师的文章（当时《光明日报》给予配合，留出版面专供发表），汇总起来，竟隆重推出了4厚本《文学研究与批判》专集，搞得颇像一回事似的，其实把可笑之事弄得很庄严，这本身就很可笑。我本人因为死读书、不热心参加政治斗争，特别是因为对老师愚忠，拒不参加为拔老师白旗效力的编写“红色文学史”活动，得了个“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属学生中挨批挨拔之列，故深知老师之痛，然亦无可奈何（但“北大的老师毕竟是北大老师”“北大的学生毕竟是北大学生”，在1958年搞出“红色文学史”之后，1959年学生知错即改，老师不计恩怨，帮助、指导学生修订编写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对老师的批判，因为叫“学术批判”，所以还多少要搬点资料，编点理由，写得像个“文章”的样子，对马寅初校长这位全体北大人心目中的老师的批判，则纯粹是骂街式的了。当时批判马老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连马老燕南园寓所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我看到北大大饭厅前面有一张漫画大字报，标题为“马寅初吃鸡汤不付钱”，画下有一行注文，说马老在做全国人大常委时到杭州视察，在一家饭店吃饭，吃了清炖鸡的鸡汤退还了鸡云云。还有，在批判马老“团团转”的大会上，竟有位女斗士声嘶力竭，批判马老的冷水浴不是冷水浴，说他是先用热水冲热了身体再冲冷水，是假冷水浴；毛主席到长江去游泳，那才真叫冷水浴。

1955年到1960年，在北大我亲身经历过那段美丑并存的难忘的岁月。记得杨晦先生在上《中国文艺思想史》课给我们讲什么是“美”时说：“审美感情不是单一的，既有对美的感受也有对丑的感受，由丑而引起厌恶它的感情，这也叫美。”真心感谢那段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美的岁月，没有它，我们北大学子对业师的回忆、对读书生活的回忆将会失去光泽，变得平淡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