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

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

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

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

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

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

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

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

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

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

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

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

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

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

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已迈开了大步。

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

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

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

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

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

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养成的习惯。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

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

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

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得慌。

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

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

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

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